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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电项目为例论重大项目怎么着消除邻避效应

2019-11-05 08:40

重大邻避项目:有效的公众沟通是基础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涉及环境保护的一些重大项目引起的“邻避效应”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攀升,不仅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而且牵制、阻碍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邻避效应”所关联的项目建设仍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邻避效应”问题治理机制,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4月27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启动冷试,全面转入调试阶段。图为福清核电5号机组工程人员在核岛内的主控室里观看调试数据 新华社图

近年来,我国进入邻避事件多发期。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随着经济体制深刻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加之可能存在的各种势力复杂交织,由邻避效应应对不力、处置不当导致的邻避事件呈高发态势,且往往具有连锁反应和示范效应,严重透支政府公信力与项目业主信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社会稳定风险。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涉及环境保护的一些重大项目引起的“邻避效应”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攀升,不仅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而且牵制、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背景下,如何有效化解“邻避效应”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探索并完善治理机制,已成为考验各级党委政府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从1949年的缺灯少电,到现在的世界第一电力大国,发电量占全球总发电量的1/4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我国电力工业筚路蓝缕,走过了一段艰苦的发展道路。

邻避效应的产生与化解,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梳理近年来国内一些影响较大的邻避事件不难发现,公众沟通不足,是邻避项目工作的一个突出短板,也是邻避事件发酵的一个重要原因。选址缺乏科学性、科普缺乏针对性、沟通缺乏主动性、补偿缺乏合理性、监管缺乏有效性、运营缺乏安全性……诸如此类的做法和问题,使邻避项目失去了通过公众沟通解疑释惑、化解矛盾的契机,甚至撕裂信任纽带,使重大邻避项目成为“塔西佗陷阱”的隐患点和高发区。

产生“邻避效应”问题的成因分析

而其中核电更是从无到有,并且依靠“华龙一号”等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不仅使我国跻身为核电强国,也为推进核能开发利用国际合作、实现全球持久核安全提供了中国方案。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公众对我国核电安全问题极度敏感,“恐核”心态普遍,“反核”声浪高涨,已有多个涉核项目因引发邻避事件而难产。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很难很敏感”的核电项目所采取的与公众沟通的路径,对其他重大邻避项目是能借鉴、可复制的。基于此,调研组重点以广东部分核电项目为例,研讨问题,探寻对策。

在公益性项目建设与运营中所出现的“邻避效应”,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政策成本最小化的政府,在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下不可回避的决策困境。21世纪以来,“邻避事件”时而在各地发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而对于公众最为关注的安全利用核能问题,我国在核能发展过程中,始终将核安全问题放在首位。9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广东是我国发展核电最早的地区,也是目前国内核电项目建成规模与在建规模均列第一的省份。域内的中国广核集团是我国最大的核电项目运营商,其旗下的大亚湾核电站是国内核电建设运营的开端,陆丰核电项目则承担了环保部确定的国内首批进行核电项目公众沟通工作的试点之责。陆丰项目顺利完成专项公众沟通工作,其探索与实践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借鉴价值。

从宏观层面看,“邻避效应”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转型发展的客观结果。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涉及“邻避事件”的公共项目、重点产业项目也必须不断的发展,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群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将伴随而行。但有些地方党委政府的发展理念还远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长期以来形成的唯GDP论的发展观念,已无助于解决“邻避事件”所造成的发展困境。既不能因噎废食不发展、慢发展,又不能以发展的名义而忽视公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已成为一些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这也是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部核安全白皮书。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核安全事业的发展历程,阐述中国核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政策主张,分享中国核安全监管的理念和实践,阐明中国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进程的决心和行动。

重大邻避项目:重点是打好“两场硬仗”

从中观层面看,“邻避效应”问题是人民群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也在迅速提升,其表现形式为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等方面诉求不断增多。“邻避事件”恰恰说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人民群众对政府事关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有了新期待、新要求,对地方党委政府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创新治理理念已成倒逼之势。

白皮书显示,截至2019年6月,中国运行核电机组47台,居世界第三;在建核电机组11台,居世界第一。

调研中我们感到,做好重大邻避项目公众沟通,关键要实现从管理到治理、从行政许可到公众认可的转变。对各级党委政府而言,重点是打好“两场硬仗”。

从微观层面看,“邻避效应”问题是政府现代公共治理决策机制和风险管控机制缺失或不完善的衍生结果。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仍习惯于传统的管理主义行政主导型决策方式,使得“邻避效应”所关联项目陷入“宣布上马—群众抗议—紧急叫停”的恶性循环。当前,“邻避效应”存在的突出问题,或是项目规划布局不够科学合理,或是项目违法违规开工建设,或是项目规划建设信息不够透明公开,忽视公众参与和利益关切,或是项目环境评估和风险评估流于形式等。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有些地方党委政府“执政为民”的思想还不牢固,对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项目建设缺乏与时俱进的治理方法和手段,是好心办不成事,或是好心办了错事,其结果往往是公权力失去了公信力。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刘华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核电厂的安全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近5年核电国际运行者协会WANO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核电厂运行机组80%的指标优于世界中值水平,其中70%的指标达到了世界先进值。“应该说总体的运行指标是处于世界前列的。”

一场是提升执政能力的攻坚战。重大邻避项目多是全局性、战略性极强的项目,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安全、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经过科学研判、慎重决策的这类项目不能落地建设,不只影响相关发展目标的实现,更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执政形象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同时也必须清醒看到,在日益开放多元的环境中,“封闭操作”的项目建设老路越来越走不通。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走出一条符合国情、有效管用的新路,在沟通中化解矛盾、达成共识,已成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风向标,成为新时期践行群众路线、优化基层治理的一块试金石。

化解“邻避效应”的对策建议

控制碳排放需要发展核能

一场是党委政府公信力的捍卫战。分析邻避效应产生和放大的原因,既有认知问题,也有利益问题,更有信任问题,后者尤其值得重视和警醒。只有解决了“信”的问题,解释才有用,协商才有效。否则,这边说技术安全,那边却事故频发,前期承诺环保无忧,后期却在偷排乱放,这对公信力的摧毁是致命的。因此,在邻避项目公众沟通中,既要开放坦诚面对公众,更要说到做到取信于民。只有党委政府重诺重监管,项目业主践诺严自律,重大邻避项目建设才能真正被接受、被认同,并从“塔西佗陷阱”的隐患点,变成公信力建设的“加油站”,为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信任文化的重建提供支撑。

在转型期如何处理好“邻避效应”问题的不利影响,从根本上看它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让所有的地方政府能够真正理解“权为民所用”,建立健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科学机制,落实民众对地方重大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决策权。

我国自2015年底批准8台核电机组建设后,此后便无新核准的核电项目。而时隔3年半之后,我国核电项目又开始缓慢重启。

重大邻避项目:特别注意“七个转变”

积极推动地方立法,建立法律解决机制。“邻避效应”问题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极其复杂,涵盖政府、社会公众、企业和项目相邻区居民利益关系协调,既涉及政府的公共决策合法性、合理性和目的性问题,又涉及利益相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等。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解决“邻避效应”问题的专门法律。鉴于“邻避效应”问题的普遍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同时考虑到各地区的差异性,建议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层面开展地方立法。

今年7月25日,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长李福龙在国家能源局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山东荣成、福建漳州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核准开工。

下文所述“七个转变”不是公众沟通工作的全部,而是存在问题很集中、弥补短板很急迫,且事关当前沟通成败的关键所在。“七个转变”的实现,既要集中力量补短板,更要树立久久为功的理念,把工作做细做到家,尤其要抓早抓苗头,通过有效沟通,把问题解决在前期、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力防止邻避效应激化为邻避事件。

地方政府是解决“邻避效应”问题并占据主导地位的相关方,开展地方立法工作应以人大为主导,同时保障公众的广泛参与。在积极推动地方人大主导立法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地方各级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作用,把“邻避效应”所关联的项目决策纳入人大依法审查的重点。

目前,上述核电项目进展如何?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刘华表示,目前这些核电项目正处在积极的前期准备过程中。未来几个月,福建漳州核电项目、广东惠州太平岭核电项目等就会在通过安全审查以后,陆续进入正式的开工建设过程。“现在都在进行厂址的前期准备。”刘华说。

转变一:沟通主体——从“小马拉大车”向“大马力牵引”转变,构建政府主导、政企合力、上下贯通、统筹推进的工作机制。首先,顶层发力加强统筹。重大邻避项目公众沟通工作牵涉面广,敏感度高,特别是项目立项开工等前期阶段,正是公众沟通难度最大、达成共识最为关键的时期,单以项目业主及项目所在地的市县党委政府牵头推进,难免“小马拉大车”,对邻避效应的综合应对能力有限。组建更高层级的领导机构,形成更大范围的联动态势,以“大马力牵引”实现重大邻避项目公众沟通的高效稳妥推进,至关重要。以陆丰核电项目为例,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政府成立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组长,一名副省长任副组长的公众沟通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省市各级、政企各方,形成职责清晰、充分联动、有效监督的工作机制,形成系统性、针对性极强的工作方案与应急预案并狠抓落实,这是专项公众沟通工作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其次,基层给力落实到位。公众沟通要面对面做群众工作,特别是核心区域,必须进村入户见人。离开有力的基层组织、扎实的基层工作,这项工作做不到也做不好。陆丰项目核心区的碣石镇上林村就是这样的例子。随着该村村级组织建设由弱到强的转变,公众沟通互动工作很快取得突破性进展。由此可见,重大邻避项目公众沟通是对基层基础工作的一次综合检验。加强基层建设,发挥堡垒作用,上下同频共振,公众沟通才能落地。

主动转变治理观念,建立多元主体治理机制。解决好“邻避效应”问题,关键在于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尽快转变传统的行政主导式的管理理念,树立法治理念。从近些年发生的一系列“邻避事件”来看,解决“邻避效应”问题,仅有政府的单方决策、企业的市场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取得公众的共识,获得公众的支持。特别是“邻避效应”问题所关联的环境保护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公共产品,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且为社会广泛关注,非权宜之计所能解决,在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必须建立“政府 市场 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治理机制。

从全球情况来看,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以后,部分国家去核发展趋势明显。为何我国仍要坚持发展核能?

转变二:沟通对象——从“一锅烩”向“开小灶”转变,区分三类群体,因人制宜,分类施策。首先,区分三类群体。邻避项目公众沟通,面对的“公众”复合混杂,不同人群关切不同、诉求不同,沟通中不能“一锅烩”,应通过细致工作加以区分,分头“开小灶”,采取针对性措施。对于一般公众,是基础性沟通,重在解决认知问题求认同;对利益相关方,是关键性沟通,重在解决利益问题求稳妥;对于借助核电项目进行恶意炒作的发泄者甚至敌对势力,是对抗性矛盾,重在有效防控、坚决打击。其次,争取关键少数。邻避效应发酵过程中,“羊群效应”明显,加强对关键人物的沟通,可以影响一个、带动一片。调研中发现,项目所在地党政干部、民间威望人士、媒体从业人员、中小学校师生等,沟通辐射效应突出。再次,“30公里之外”不能忽视。目前核电项目公众沟通工作,以项目周边30公里范围内的公众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邻避事件的发生,恰恰由30公里以外的公众引发。因此,需要对更大范围内的社情民意进行预判和监测,针对特殊问题与苗头性隐患,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沟通疏导。以大亚湾核电站为例,为加强与香港公众的沟通与交流,专门成立了“核安全咨询委员会”,主要由香港社会专业人士、知名人士和意见领袖组成,每年召开会议,沟通大亚湾项目相关信息,接受委员咨询和建议。

要完善决策信息公开机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以公开透明决策取信于民。如果信息不对称、公众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公众疑虑得不到真诚的回应,就不可能形成共识,就不能把质疑者、反对者变成支持者。要建立对话、竞争、妥协、合作机制。多元主体治理不是弱化政府的作用,而是在法治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的职能分工和合理边界,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打破政府包揽一切事务的格局,建立政企立信、政社互动的合作共赢关系,共同破解“邻避效应”难题。

对此刘华表示,当今世界主要的核大国,特别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这些国家基本还是走坚定发展核能的道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研究报告里也表明,继续发展核能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的重要选项。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发展清洁、高效能源,这样才能进一步保护环境,促进蓝天保卫战更好地实施。从调整能源结构讲,中国要发展清洁能源。”

转变三:项目选址——从偏重“专业技术指标”向侧重“系统风险评估”转变,提升项目选址的民意基础。首先,综合评估慎重决策。不仅要考虑技术性、专业性的“硬条件”,也要重视选址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社情民意特点等“软指标”。选址阶段就要尽可能把各方面潜在的影响都考虑到,在决策时综合评估,起步阶段就作好邻避效应的预防准备。其次,适时引入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度不足,缺乏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听证程序,项目选址就容易被公众视为缺乏正当性。建议把专家论证与听取公众意见结合起来,让项目周边群众能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参与到选址决策中来,以提升选址的民意基础,更好赢得公众对项目的全程支持。再次,规划先行加强统筹。尽量避免项目选址“空降”落地,与先前规划不衔接,与周边环境起冲突,加大沟通协调的成本与难度。

扎实推进政府协商,建立基层协商民主机制。通过梳理各地发生的“邻避事件”,不难发现项目决策不仅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缺少协商,而且在政府层级之间也缺少协商,往往是高层政府主导,基层政府做群众工作,存在上下左右协商沟通不畅的问题。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建立健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协调联动机制,稳步开展基层协商,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时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刘华强调,从能源多样性的角度来讲,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在能源方面具有多个选项。除了火电、水电和新能源以外,核能也是一个重要选项,并且中国的政策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发展核能。

转变四:科普宣传——从“应急式”向“常态化”转变,将科学常识与思维方法嵌入公众认知体系。首先,“应急式”科普效果不好。作为打破邻避项目认知误区、提升理性对话能力的基础性工作,科普宣传一定要有提前量、预热期,并持续覆盖项目选址、立项、建设、运营全过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不能等到项目建设的节骨眼上才启动,更不能等到邻避事件酝酿发酵时才开展,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其次,要下功夫提高科普“有效性”。重大邻避项目所涉专业性强,神秘感导致无力感,加剧公众的非理性焦虑。科普宣传一方面要突出专业度、权威性,实事求是,让专业人士、权威专家发声,为科普知识的正确性、可信度“背书”;另一方面要突出通俗化、贴近性,让公众身边人用听得懂、好理解的方式讲,注重科普与文化结合、与日常生活结合。以陆丰项目为例,当地在中小学校开设了核电科普课程,核电进入乡土教材;陆丰社会各界代表及意见领袖、利益相关方等700余人应邀参观大亚湾核电站及其所在地大鹏镇,亲身体验核电的环境与社会效益,取得较好科普效果。

政府的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政府与企业、社区群众、村委会自治组织、专业化社会组织和民间环保组织之间,要搭建平等对话协商平台。政府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展开真诚对话,充分尊重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实行政府重大事项决策协商目录发布制度,进一步完善公众意见征集和反馈制度,规范听证制度,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真正把民主协商作为项目决策的前置条件。

“从全球气候变化的角度,控制二氧化碳排放,这也涉及环境问题,所以需要一些二氧化碳零排放的能源构成,核能也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刘华说。

转变五:信息公开——从“法定公开”向“全程公开”转变,在引入监督中构建信任体系。首先,“窗口期”切忌草率发布。重大邻避项目信息公开是一项长期动态的工作,项目“生命周期”全程都需要进行信息公开,但关键在前期,成败在“窗口期”,选址阶段的稳妥发布至关重要。在进入法定公开程序前,项目核心区要挨家挨户做好沟通与信息告知,消除信息不对称,主动回应公众关切。重大信息发布不能“单兵突进”,必须以相关工作充分、各项应急预案到位为基础。其次,更加公开赢得更多信任。目前,关于重大邻避项目的建设信息,特别是环境影响评价,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已明确了信息公开程序;正在审议的《核安全法》,也专章就“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进行规范。但是,法律法规仅规定了信息公开的最低要求,重大邻避项目要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还需在不折不扣做好法定事项公开的同时,在信息公开的内容、方法上下更大功夫。以大亚湾核电站为例,针对公众疑虑,特别重视核电安全生产信息的发布。企业制定实施了《核电站核与辐射安全信息报告和公开制度》;建立起国内首个向公众开放的核电站安全信息公开平台,与机组同时投入运行;所有运行事件在两个工作日内公开,如遇突发事件(包括邻近区域与其他企业的突发事件)及时滚动公开……这些举措,对接更加广泛的外部监督与公众关切,既促进企业安全生产的提升,也对整个企业和核电产业的信任环境建设大有裨益。

科学合理回应利益诉求,建立利益协调机制。“邻避效应”问题所涉及到的项目建设多数具有影响少数群体合法权益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特征,对此地方政府不能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名义而忽视少数群体的权益。从各地的成功实践看,在相关群体获得合理的经济补偿情况下,“邻避事件”发生的概率通常是可控的。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来对冲“邻避效应”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解决类似问题的普遍选项。但必须充分认识到利益协调的复杂性、艰巨性,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对项目的非理性情绪化评价、项目可能的风险影响评估、补偿对象的界定及标准等多重因素,都会影响到利益协调机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必须要有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并视项目的具体情况实行“一案一策”。

他进一步表示,中国政府积极吸取了日本福岛核事故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安全技术改进。特别是针对核电设施的供电、供水和应急保障、应急措施全面作出了安排,中国核设施的安全水平应该说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国核电厂址发生类似日本福岛那样的地震 海啸极端自然灾害的可能性极小。

转变六:利益补偿——从“博弈性”向“共享型”转变,建立更完善的利益补偿与平衡机制。首先,合法合理给足经济补偿。一方面在政策范围内,对征地拆迁、移民安置等补偿就高不就低,保障群众最大受益,但政策底线绝不能突破,对无理诉求要坚决说“不”;另一方面按照“谁受益、谁付费,谁受损、谁受偿”的原则,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比如,广州等多地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上开展试点,即将提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设施选址的决定》中,专门对“生态补偿”进行了明确规定。其次,共建共享实现融合发展。一方面要高度重视项目所在地周边社区发展和居民生活问题,在社区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就业、医保等领域,企业多出力,政府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积极融入社区,企业通过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社会责任的履行、社区发展的嵌入,能进一步将矛盾对立方转变为利益攸关方,实现项目与公众、企业与地方的共同发展。比如,中国广核集团提出并践行的“主动沟通让公众安心,友好相处让公众放心,融合发展让公众暖心”理念受到项目所在地公众好评,陆丰公司近五年投入较大规模资金,用于改善项目周边村镇人居环境,以及奖学奖教、救灾扶困等行动,企业在当地的公众认可度得到提升。

同时,政府在项目建设决策期就应该及时、依法建立一套系统的补偿、保险和回馈机制。对于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等问题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不断增强利益协调的科学性、民主性,并根据不同的情况设计多种解决利益诉求的选项方案。同时,还要完善调解、司法等救济措施,建立多元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将完善居民利益补偿机制

转变七:舆论引导——从“单向发布”向“多层互动”转变,精准引导舆情,有力管控舆论。首先,善管善用各类媒体。邻避问题是舆论引导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热点。一方面要在发挥传统主流媒体作用的同时,注重对网络空间、新兴媒体、社会力量的运用和管控,比如与意见领袖和第三方团体合作,通过全媒渠道和社交平台,针对特定区域和人群,进行靶向发布与互动引导。另一方面要统筹网上网下、境内境外,严防对邻避项目的妖魔化炒作,特别是境外负面舆论向境内倒灌扩散。其次,因时因事确定策略。一方面是注重常态舆情有效引导,对邻避项目这一敏感领域,不只政府及其发改、宣传等部门和项目业主,项目所涉各级各部门都要有公众沟通与舆论引导的意识。新闻报道尤其要注重时效的统一,早说不行,晚说也不行,不说不行,说过了也不行,要保持媒体沟通的热度,但不要形成炒作热点甚至舆论爆点。另一方面要滚动进行舆情监测,沉到一线,早发现早处理,对舆情动向及时回应、果断处置。同时,要加强突发事件的舆情应对,事件处置与信息发布同步同调,并从舆论角度评估处置方法,及时调整完善。

中央党校厅局级干部进修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研究课题组

核能在发展过程中,破解“邻避效应”一直是一个难题,需要理性、客观、辩证地处理。

综上,从“两场硬仗”到“七个转变”,调研组在调研中深深体会到,做好重大邻避项目公众沟通工作,不是单纯的项目工作、维稳事项,而是牵动全局的系统工程,没有退路,也没有捷径,对此不能掉以轻心,更要坚定信心。做好重大邻避项目公众沟通工作,项目所在地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组织领导,坚守为民主线,坚持依法依规,突出共建共享。只要我们真正抱着对党和国家的事业、对人民群众负责任的态度,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用心用情,落细落实,就一定能有效化解邻避效应、有效防控邻避事件,就一定能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制度优势的重大邻避项目公众沟通工作新路子。(作者为中央党校中青一班二支部赴广东调研组组长:徐宇宁 刘永德 成员:刘会增 李有荣 蔡志萍 李颖 执笔人:陈 岚)

对于“邻避”问题,刘华表示,一方面,这反映了公众法律意识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是对相关部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论是核企业,还是政府有关部门,都应该加大核设施前期的工作力度。

链接

“在选址阶段、在建设前就应该强化科普宣传,开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在核设施运行过程中,也要及时公开核设施的安全状况。”刘华表示,核安全法规定,在核设施运行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都要公开核设施的运行安全状况,所以现在政府官方网站上对发生事故事件都会及时公开,这在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网站上都可以看到,同时相关企业也应该依法公开运行安全状况。

“邻避”一词来自英文短语“Not in my backyard”,指人们担心某些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负面影响,希望该项目“不要建在我家后院”,从而采取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邻避效应具有普遍性,是国内外普遍面临的社会治理难题。来源:国防科工局网站

刘华表示,解决“邻避”问题首先要提高认识。相关政府和企业一定要把“邻避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在项目前期做好规划,把工作做在前面,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其次要落实各项法规制度。核安全法在第五章专门制定了信息公开和公众沟通的要求。对公众参与作了制度性的安排。刘华强调,一定要依法做好公众的公开和沟通。并且要加强科普宣传。要充分发挥媒体、企业、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核安全的宣传,包括对大中小学生核安全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对核设施周边利益相关老百姓的宣传和普及。

此外还要完善利益补偿机制,通过税收、财政以及用地补贴等各项政策,完善核设施周边居民的利益补偿机制,既要让大家了解核设施的安全状况,也要让大家通过核能利用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教育事业、老百姓的福利给予关注,形成良性的互动。“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就可以把公众沟通工作做得更好。”刘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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